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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報記者 黃芳 發自山東禹城
　　 8月30日，一幅名為“山東禹城市倫鎮牌子村土地利用高分遙感調繪圖”的圖片被中科院研究員劉彥隨當場送給了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當天，李克強邀請兩院院士及有關專家到中南海，聽取城鎮化研究報告並與他們座談。
　　 德州市禹城倫鎮牌子村，位於濟南西北部50公里之外。這個鹽鹼地上生長出來的村落被作為空心村的典型，向總理現場講解。
　　 調繪圖上，不同色塊清晰標識出無人居住的空置宅基地、坍塌的房屋、被污染的溝渠和被破壞的土地，就像一塊塊傷疤觸目驚心。
　　 研究數據顯示，從1978年到2012年，中國城鎮化率從18%提高到52.7%，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達到這一水平，英國前後用了120年，法國用了100年。中國城市的人口以平均每年超過1500萬人的速度在遞增，億萬農民或踏著或緊隨著或被裹進城鎮化的浪潮，進了城。
　　 這無疑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最洶涌的一次人口大遷徙。
　　 高位的城鎮化率之外，還有這麼兩組數據值得關註，一是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數據中心最近發佈的中國城鎮化調查數據顯示，中國戶籍城鎮化率非常低，非農戶籍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僅為27.6%；第二組數據來自國務院參事馮驥才，他援引官方統計說，在十年時間里，中國的自然村消失了90餘萬個，每天有80到100個村落消亡。
　　 在此前接受早報專訪時，劉彥隨總結說，中國的城鎮化速度過快，存在虛高。他說，高速城鎮化帶來了“鄉村病”。 中國該走怎樣的城鎮化路徑，這是仍在被激烈討論的命題。此次，我們要去追溯一個小村莊三十年的城鎮化過程，看看傳統的鄉土社會被城鎮化的高速列車怎樣地烙下了印跡，它們現在還好嗎？
　　 我們到牌子村找答案。
　　村一代：回鄉 種地
　　 30多年前，老父親用三間土坯房、為兒子迎娶的姑娘將許廷金從軍營召喚回來。
　　 在一天中的大部分時間，55歲的牌子村村民許廷金獨自坐在家裡看電視、練字，然後給老伴做飯；他的兩女一兒都在外地，初中畢業的他算是村裡老一輩的文化人。許廷金並沒有像村裡其他老人那樣含飴弄孫，在濟南打工的兒子虎子選擇把幼子帶在身邊，儘管這樣做的代價是媳婦需要全職在家照顧。
　　 據說村裡很多在外務工的年輕人都是這樣，大家更願意孩子從小像城市的小朋友那樣長大。
　　 今年中秋，許廷金和老伴宋雲婷只等回了在濟南務工的小女兒——帶回大女兒的5000元錢和兒子買的禮物踏進家門，住了一天匆匆返城。
　　 與30多年前，老父親用三間土坯房、為他迎娶的姑娘將許廷金從軍營召喚回來不同，如今這座村莊顯然已經失去讓他兒子回來的魔力。
　　 許廷金生活的這個村莊，距離省會濟南54餘公里，308國道挨著村邊，京滬、濟邯鐵路、青銀高速穿過村莊所在的禹城市。這裡是典型的黃淮海平原地區，仰賴著交通通達，村裡的年輕人大多北上京城或東去青島，最近的也到濟南，外出務工的村民一個個傳幫帶，乾裝修的最多。
　　 禹城是歷史上有名的鹽鹼地，生態環境嚴重退化，一邊受旱澇雙重災，一邊遭鹽鹼、風沙危害，農業生產水平很低。
　　 63歲的村民楊鼕鼕記得，小時候村裡的土地不長莊稼，一開春地里白花花地出鹼。
　　 1979年，中科院地理所正式創建禹城試驗站，對此處農田做改良研究，在其後的幾十年間，這塊鹽鹼地奇跡般地被改造成了華北平原的糧食主產區。
　　 1979年，許廷金還是成都軍區的一名野戰兵，參加了對越自衛反擊戰。戰後他被領導分配去學開摩托車，彼時，這個工作被認為是即將被提乾的前奏。他是帶著吃上商品糧的夢想入伍的。此前，他的青少年時期在扛著鋤頭參加生產隊集體勞動中度過。
　　 那是人民公社時代，宋雲婷回憶，那時男勞力一天賺10個工分，婦女勞力一天8個工分，天天去了就是拿著農具幹活，多得是磨洋工的。
　　 貧瘠的鹽鹼地上產不出財富的種子，一畝產麥子只有200多斤，“每年都短糧食，不夠吃，就到自留地里借一借。”食堂一到中午就熬一大鍋稀粥，幹活人就喝這個。
　　 家家戶戶吃粗糧，咽下紅高粱磨的面，“燒心”，嗓子跟著了火一樣。在許廷金的記憶中，村子里除了餓得浮腫的，人人都是面黃肌瘦的。
　　 初中畢業以後，許廷金如願入伍，帶著脫離農民身份的願望，文筆不錯的他頗得上級賞識，在錯失最後一次政策提乾機會後，上級將他安排去學摩托車，那是軍中摩托車還算稀罕的時候。
　　 不過，老父親的一紙電報中斷了他的計劃和夢想。
　　 1982年，中央出台關於農村工作的一號文件，明確指出包產到戶、包乾到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承包責任田”的烽火席卷了全國。
　　 牌子村所在的倫鎮鎮長周蕾告訴記者，牌子村歷史上出了幾個大地主，因此人少地多，戶籍人口600多人，耕地卻有2000多畝。
　　 許廷金家被分到了十幾畝的責任田，彼時，他的弟弟正在讀中專，姐姐在外讀師專，妹妹尚且年幼，在使用牛、石磨、鐮刀這些原始工具耕種的日子里，他是唯一的壯年勞動力。
　　 1070元錢的轉業費被老父親買了牛，蓋起了三間土坯房，按農村的習俗，這是娶妻的最低配備。
　　 同村勤勞的姑娘宋雲婷成了許家的媳婦。許廷金脫下軍裝戴上了草帽，當然會有遺憾，不過在情感上，鄉土社會於他仍有原始的吸引力。
　　 老許的記憶中，村南頭的小溝里的水清澈得很，田野上的天空也是湛藍的。村裡人丁興旺，最多時有七八百人，剛包產到戶時，家家戶戶鉚足了勁幹活，天天比干活起得早，回來得晚。
　　 村裡人很快填飽了肚。“1982年以後開始不愁吃，1984年後天天都能吃上白麵饅頭，饞了買只扒雞吃也不是什麼新鮮事。”
　　 許廷金已經記不太清聯合收割機和除草劑是哪一年走進村子的，只記得從前，全家人下地用手拔草，用鐮刀收割，一捆捆麥子打捆扎好，讓牛拖著石磨把麥子脫粒。但漸漸的，15畝地只需要老兩口照顧了，撒下種子後，定期撒上除草劑，收割時再雇用聯合收割機就行了。
　　 農業機械化讓中國農村每年釋放出上千萬的富餘勞動力，隨後逐漸鬆綁的城鄉人口流動政策又為這場浩大的人口遷移提供了制度可能。
　　村二代：進城 務工
　　 儘管初期在外打工的生活並不輕鬆，但29歲的宋立強堅持不回農村務農，認為城市有更好的生活條件和更多的就業機會
　　 繼1984年城市開始實施暫住證制度後，上世紀90年代中期後，國家政策細化了流動人口進城務工經商和房屋居住的管理。
　　 城鎮化浪潮衝擊著小村莊，誰都不是局外人。相比於許廷金這一輩人，第二代人以更急促而決絕的步伐離開農村。
　　 在曾經的女勞動能手宋雲婷看來，年輕人乾農活“不肯下力”。這個說法是有根據的，她的大女兒少年時牽牛去吃草，把牛拴在樁上回頭就乾自己的事情，“牛生生地把草根都嚼禿了。”
　　 宋的兩個女兒均以考學的方式與農村作別。而她的兒子，一位不太熱衷讀書的年輕人，早在16歲時，就選擇中斷學業，搭上火車到膠東闖世界。
　　 儘管初期在外打工的生活並不輕鬆，但29歲的宋立強堅持不回農村務農，認為城市有更好的生活條件和更多的就業機會，他如今在濟南的一家摩托車店工作，做維修和售後。
　　 許廷金的老院子挨著村委會，從他家一路向東，方圓十幾里地四處可見坍塌的房屋，牆內牆外長滿齊腰高的雜草，村支書宋加明告訴記者，這十幾里地住的人不會超過十個。
　　 有的院子大門緊閉，透過門縫看裡面已經是荒草叢生。“這家是早年舉家闖關東去了東北，老宅子還給他保留；那家是夫妻在國道旁邊開店早就在城裡買了房；還有那家以前是五保戶，老人死了之後房子也給廢了。”
　　 宋加明說，牌子村的戶籍人口有655人，但常住人口只有不到300人，空置的房屋達到40%。
　　 當然，更多的情況是，留守兒童、婦女和老人。午後，如果在牌子村裡兜幾個圈，幾乎見不到年輕人的面孔，村裡的老人在午睡，偶爾見婦女領著小孩在學步，村頭的兩個光棍蹲在門口沖走過的人打哈哈。
　　 留守家庭占牌子村的一半以上。宋加明說，通常的組合是，家中的男人外出打工，婦女在家乾農活，老人負責照看小孩。
　　 40歲的路嫂就是這樣的留守婦女。她以每年1300元的價格把家裡的地承包給了種植大戶種芹菜，平時給蔬菜基地打工，一天50元，閑時她還會去附近的冷庫乾宰殺雞鴨的零工。路嫂的丈夫在外打工，她希望能在家照顧老人和孩子。
　　 不過對於30歲以下的年輕人，顯然沒有這類家庭的負擔。他們去濟南、北京或更遠的地方務工、戀愛、生子，並希望在那裡獲得城市身份。
　　 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社會數據中心最新發佈的中國城鎮化調查數據顯示，“90後”農民工群體僅有3.8%願意回鄉務農，75%的人“選擇經商、開辦工廠或去企業工作”。
　　 虎子拒絕了父親許廷金介紹的幾個農村姑娘，他在濟南找了一位情投意合的女子，父親為他新蓋的五間瓦房沒能留住他，如今那個院落一半空間被宋雲婷種上了棉花、蔬菜和果樹。
　　和虎子一樣，19歲技校畢業後，宋立強在廣州打工4年，做摩托車的技術研發；此後他回到濟南，做摩托車的維修和售後。在這個小村莊裡，宋立強算是在外幹得不錯的。
　　他在父母的老宅邊比鄰蓋起婚房，占地200多平方米，多年前興建和裝修的費用就花了20多萬元，屋子裡新式的傢具一應俱全，在農村算是“高配”。看得出來，主人回家的次數實在有限，所有的傢具都被蓋上一層薄膜，防止落灰。
　　宋娶了另一個村莊的女孩，他們在濟南定居，買了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不過是小產權房。”宋說，因為面積不到落不了戶。
　　他們的女兒剛兩歲半，宋立強希望能讓她在城市長大，不過戶籍是個問題，“或許大點還得回老家讀書高考，只能邊走邊看了。”宋嘆了一口氣。
　　在中科院研究員劉彥隨看來，像宋立強這樣“離村進城”的數億農民工，大多處於“城鄉雙漂”，進城回鄉都是客，難以安居樂業，正成為社會穩定與安全的焦點。
　　“邊走邊看”是這個群體的普遍心態，他們寄望於今後可能放寬的落戶政策，當然，為了可能的退路，宋立強保留了村中的住所和責任田。
　　但這也讓劉彥隨等一批學者擔憂，“人走地不動”、“建新不拆舊”可能導致巨大的耕地和宅基地浪費。
　　統計數據顯示，中國撂荒的良田在5000多萬畝，如果算上過去一年兩季糧食改種一季的半撂荒耕地，這個數字更大。這顯然與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矛盾。
　　據統計，機械化耕種已經在中國一半的土地上實現。在有條件的地區，政府鼓勵土地流轉，搞家庭農場，不過土地整合目前還是個問題。
　　長期關註“三農”問題的社科院研究員李國祥此前在受訪時稱，只有13%~15%的農民願意整合土地，“許多人認為，如果他們出讓了土地，再回到農村就沒了立身之本。所以，他們寧可讓土地荒置、自己進城務工，也不敢出讓土地。”
　　在牌子村做家庭農場的趙明也遇到了這個難題，他目前承包的200畝地，都是托村中有威望的人一家家去做的工作，最後簽下的卻還只是次一等的地。為此，趙明只能選種對土地肥力要求不是太高的芹菜。
　　“村民不願意把好地包出去，害怕把他的地給種壞了。”也有的人擔心，地包出去後錢可能收不回來。
　　村三代：留守 消失的村
　　父母留給一些留守兒童的印象是模糊的。3歲半的康彤彤，父母都在北京做裝修工。她至今沒有去過北京，也不記得媽媽的模樣了。
　　11歲的孟會添的夢想是當司機，因為“賺錢多”。
　　他的父母分別是太陽能安裝工和賓館服務員，作為獨子的他與中風後失語的爺爺孟範如和63歲的奶奶楊鼕鼕共同生活在牌子村。
　　五六年前村小學被撤並，孟會添需要到距離村子8里地的中心校上學，校車沒有開通，為此，上下學楊鼕鼕需要每天騎電動車來回接送6趟。
　　最近兩年，小村莊頻發幼兒夭折的噩夢，有個叫佳佳的孩子玩水被淹死，還有兩個孩子上學途中掉到魚塘里溺亡。
　　楊鼕鼕覺得責任很大，她把家中的15畝地全部都承包出去，專門照看孫子。“看孩子不是好乾的差事，不敢打也不敢罵，也不敢讓他亂跑。”
　　可是，最多也就是能“看住孩子”，“要輔導功課俺就沒辦法了。”有時候，孟會添拿著作業滿村跑找不到一個會的人；經常是楊鼕鼕上個廁所回來，小孟說已經做完作業，“到底做完還是沒做完啊，那就不知道了。”
　　“學習苦，作業多。”小孟的興趣似乎並不在書本上，說這話時，他在看諧星小沈陽主演的抗日劇，“想上大學嗎？”“不想。”他說“希望可以不用上學，沒老師管”。
　　偶爾父母會接他進城小住，不過小孩子好像並不領情，“城裡不認識人。”據楊鼕鼕轉述，孩子想念爸媽了，就打個電話問，“你啥時候來看我。”對話那頭說“沒空咧”。“那算了”。
　　像孟會添這樣的留守兒童，父母留給他們的印象是模糊的。3歲半的康彤彤，父母都在北京做裝修工。她至今沒有去過北京，也不記得媽媽的模樣了。
　　不過電視和網絡還是為他們製造出美好的外部世界想象，他們似乎並不眷戀農村的生活。
　　記者問小孟“想跟爺爺奶奶一樣在農村嗎？”搖搖頭。“那想做爸爸媽媽的工作的嗎？”仍是搖搖頭。
　　他說，理想是當司機。鄉土社會中，跑世界的司機是見世面又賺錢多的體面職業。
　　而同樣的，當年令許廷金們留戀的農村也已經不復存在了。農村的土地、人力、資金在流向城市，涌向農村的卻多是日益加劇的各類污染排放物，農村自我調節的能力越來越弱。
　　記者採訪中看到了一條小河溝，綿延十幾里地佈滿了綠色的浮狀物，用棍子撥開，下麵是烏黑的水。
　　近十年，村子周邊開起了各種工廠，村民們稱上游的一家宰殺雞鴨的冷庫廠，直接把污染物排放在水溝。
　　楊鼕鼕嘆了口氣，眼睜睜看著它變黑了。現在村民舀水調化肥都不敢用這裡的水，怕減效。
　　污水下滲影響飲用水源的憂慮在村民中蔓延，村裡流傳這樣的說法，兩個因患食管癌和肺癌死亡的村民聽說病因與這黑水有關。
　　楊鼕鼕說，只有等每年黃河來水的時候，才能把這黑水沖一衝。
　　而壯年勞動力的流失，與現代文明的碰撞，更衝擊著鄉土社會的價值觀、社會秩序和傳統民俗。
　　由於夫妻一方長期在外打工，牌子村近年40歲以下年輕夫婦離婚隨手一數就有四五對。為什麼離婚？許廷金想了想，“估計是社會問題、經濟問題吧。” 倫鎮鎮長周蕾比畫著告訴記者，牌子村附近的一個小村莊，因為地少，年輕人都去外地務工了，以至於村子老人去世，連抬棺材的人都找不到。“村裡人就站在路邊等，喊外村的人過來幫忙。”
　　“就地城鎮化”
　　禹城的官員稱，當地近期在主推一個名叫“兩區建設”的工程，意在在農村周邊招商引資就地消化勞動力。
　　前些年人口往少數大城市和區域性中心城市急速集中，引發一系列的城市病，諸如城市的交通擁堵、治安秩序變差、惡性膨脹引發的徵地衝突等，這引起了研究者們的註意。
　　不止於此，在劉彥隨的研究中，高速城鎮化的後果之一還包括“鄉村病”：新“三農群體”難以安居樂業；“留守老人、婦女、兒童”難以支撐現代農業與新農村建設；空心村問題日益突出；農村水土環境嚴重污損。
　　在研究機構公佈的數據中，相比於五成以上的城鎮化比例，不到三成的戶籍城鎮化比例顯得有些殘酷。這意味著上億人口游離於城鄉之間，大量的人長期居住在城市，購房、就業卻始終在扮演城市邊緣人角色。
　　這亦引起研究者們對於“城鎮化路徑”的新一輪討論和反思：城市是否做好準備，是否有足夠的能力接納這樣大的進城群體？是不是需要這樣多的人進城？在鄉村文明和城鎮化中間如何取捨？許多地方在探索“就地城鎮化”的可能。
　　禹城的官員告訴記者，德州近期在主推一個名叫“兩區建設”的工程，兩區分指新型農村社區和農村產業園區。“以新型農村社區化建設為基點推進新型城鎮化，以農村產業園區建設為載體推進農業現代化和新型工業化。”
　　不難理解，官方意在在農村周邊招商引資就地消化勞動力；另一方面讓農民集約化居住，通過土地整理、流轉實現大規模的機械化種植。
　　2010年在倫鎮建起的向陽坡有機蔬菜基地被作為德州農村產業園區建設的典型項目。據當地官方稱，該蔬菜基地占地1200畝，是山東省第二大有機蔬菜基地。
　　在放棄了內蒙古開挖土機的工作後，29歲的牌子村村民張勇現在在這個基地搞運輸。他告訴記者，一個月能賺3000多元。過去在內蒙古工作，一個月雖然能賺5000多元，但一年只能回來兩三次，在外消費也高。
　　現在他和妻子都在家工作，照顧8歲的兒子上學，妻子也在蔬菜基地打工，一天能賺70元錢，加上家中12畝的麥田都種上了麥子。張勇很滿意現在的生活。
　　而作為另一個族群代表，38歲的趙明是一個由城返鄉的創業範本。他在上世紀90年代在上海的某專科院校精細化工專業畢業後，被分配回禹城化工廠。企業近年發展不景氣，趙明瞅準家庭農場的商機，包下牌子村的200畝地種芹菜和麥子，“也是示範田的意思，推廣我代理的化肥，地里長得好買化肥的人自然就多了。”
　　相比於他那些在大企業工作的同學，趙明覺得自得其樂。“用學的專業返回農村，也算各得其所吧。”
　　“要避免農民被上樓”
　　有知情人稱，附近已經建成的農村社區有的僅通了水電，煤氣、暖氣這些基礎設施都沒有，這樣讓農民上樓，是不是操之過急？
　　不過目前像張勇這樣的家庭在村中並不多，就業崗位仍然有限。城市裡即便是禹城，生活和就業環境也有更大的吸引力。擺在政府面前的，除了要考慮引進怎樣的項目，項目如何能落地生根，還需審慎考量“農民上樓”的可行性。
　　周蕾告訴記者，根據德州市政府下發的宅基地補償標準，每畝宅基地將補給村民10萬元。“這個標準是遠遠不夠置換樓房的，如果要住上等面積的新房，每戶人家基本要自己貼補一半的錢款。”
　　在周蕾的測算中，每畝宅基地20萬-25萬元的補償標準才差不多能保證村民不貼錢住新房。
　　採訪中，村民們同樣表達了對補償款過低的擔憂。這顯然是“上樓”的焦點問題，事實上，大部分的受訪者都認為改善居住條件是個不賴的選擇，但幾萬元的購房款卻是較大的經濟負擔。
　　而因無力支付等面積房屋款，如果一定要“上樓”，許多分了家的父母子女或許要面臨合住的新情況，“蒸熟的饅頭還入得了籠嗎”會不會引發新的家庭矛盾？
　　在此之外，老人爬樓可能不方便，農具如何擺放，曬穀場怎麼辦，距離農田太遠會不會下地不便？有的人家搞些小規模的雞鴨、羊養殖，搬了樓房咋整？都是受訪農民擔心的問題。許廷金是等面積置換的擁護者，他甚至自己設計了一套“上樓”方案：樓房下應設有停車和存放谷糧和農具的庫房，樓前陽光能曬到的地方全部硬化，解決老百姓的曬糧問題。樓房以低樓層為主，優先安排老人住底層……
　　“農村每家每戶都有自己的情況，要做通每個人的工作太難。”當地官員坦言，要集中連片開發，並不是一件易事。
　　採訪中，有知情人告訴記者，附近已經建成的農村社區有的僅通了水電，煤氣、暖氣這些基礎設施都沒有，這樣讓農民上樓，是不是操之過急？而與此同時，在一些地方，拒絕“上樓”的村戶被斷水斷電，甚至有強制貸款讓村民購房的行為。
　　這也正是許多研究者擔心的問題，“農村社區建設”需要提防“一刀切”。
　　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主任張占斌曾對媒體表示，通過村莊整治、土地整理引導農民向城鎮、中心村適度集中是一種探索，但“要避免出現農民被動上樓，耕地占優補劣”的現象。
　　值得一提的是，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論及“空心村”時特別提到，新型城鎮化的根本前提是尊重農民意願、保護農民利益、保障糧食安全、使城鎮化成果惠及農民。
　　在研究者看來，讓農民在土地流轉中獲益，將土地的收益權返還農民或許是破解這一問題的關鍵，而城鎮化目的顯然並不是消滅鄉村。
　　“中國永遠會有鄉村，中國農民更適合在城鎮里。這就是我們叫城鎮化而不是城市化的原因。”
　　劉彥隨認為，“鄉村病”還需要由新型城鎮化來根治。　　（原標題：山東禹城牌子村調查：常住人 口不到戶籍一半四成房屋空置）